五年冤狱　五年绝食抗议

【圆明网】瞿延来一九七七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全国化学奥林匹克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一九九九年七月才开始炼法轮功。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深夜，瞿延来被普陀区公安分局的恶警劫持，后被非法判刑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四次严重胃出血，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

瞿延来说：“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六十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六十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

“自从被抓到派出所，就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抓捕，因为我修炼“真、善、忍”，我无罪！但是在失去自由无处申诉的环境里我只能采取最极限的方式来控诉邪党的迫害。”

瞿延来

自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被非法抓捕，到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重获自由，瞿延来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残酷折磨，被迫长期绝食，受尽折磨与羞辱。但在苦难中，经过理性的思考，他依然选择了坚修大法“真、善、忍”，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大法的清白、真实与伟大。

希望这篇报道帮助人们了解，在神州大地上曾经发生过多么荒唐、残酷的迫害，中共邪党的残暴与罪行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下面是瞿延来的自述：

一、非法抓捕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也是我真正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二个年头。那时我在上海上班，工作表现比较出色，刚参加工作一个月，设计的产品就出口海外，很得老板的器重与尊重。我也认识当地的几位法轮功学员。

九月三十日下班后，吃完晚饭我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了。我漫无目的的骑着车子，心里却翻腾着事情：我认识的两位同修被非法抓捕，我思考着是否应该离开上海，我相信警察撬不开我的嘴，怎么判我刑？但我也知道邪党做事，没道理它就硬来，我这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走还是不走呢？真是举棋不定。

九九年“七二零”以来，中共江泽民滥用手中权力一意孤心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那时我连《转法轮》这本书还没有读完，但是非常清楚电视上的污蔑宣传就是栽赃陷害，是中共邪党历次政治运动的惯用手段：先铺天盖地的造谣，再无情打压！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共邪党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让我彻底认清了邪党的邪恶，更让我佩服大法弟子的坚韧与善良，在中国大陆要想打倒谁不会超过三天，一张报纸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而大法弟子为了让世人不被谎言蒙蔽仇视佛法，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向世人讲清真相。

那天我骑着车子，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住处。看看表，已经晚上十点了，洗漱完毕，我刚躺到床上，几个警察就破门而入，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将我绑架到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

二、派出所的非法审讯：约束带、毒打

警察对我进行了非法审问，中间换了很多人，也不许我睡觉，晚上还用约束带把我连人带椅子铐到一起（作者注：约束带就是一根宽皮带，上面还带着两个皮带套。使用时把皮带在人身上系紧，手则紧铐在皮带套中）。警察问我为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事？与哪些人联系？还说别人都交待了，要我也交代。他们把我当成了犯人在审讯。对于问话我都拒绝回答，只是给他们讲述我个人的情况，法轮功教人做好人，邪党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在造假。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一日，来了一个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心理医生。我与任何人对话都没有丝毫的畏惧，他想了解我的思想，我就毫无保留的让他了解，因为我想破除他对大法的误解。谈了一、两个小时，他就走了。过了几个小时，这个心理医生又想与我继续交流，但审讯的警察不允许。当天晚上，又过来两个自称是上海交大的老师与我谈话，说了几句就走了。之后普陀分局一个交大毕业的警察也被找来，其实我们是一个系的，但平时没什么交往，他说不认识我，就走了。

十月二日第三天，审讯的人始终问不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开始打我的脸，打我的上身；捏住我的鼻子，给我灌水。头一次被上海的警察打，让我想起了前两次失去自由时被殴打的情况：第一次是二零零一年八月份在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那个警察自称叫刘刊，他也是这么打我的，但他的力量比面前的这两个人大多了。第二次发生在二零零一年底，北京的警察对我是拳打脚踢，踢得却挺狠。他们一打我，我就把眼睛闭上，不再理睬他们了。

三、普陀区看守所：踩生殖器、在水泥地上拖、插胃管

我自从被抓到派出所，就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抓捕，因为我修炼“真、善、忍”，我无罪！但是在失去自由无处申诉的环境里我只能采取最极限的方式来控诉邪党的迫害。

十月二日的晚上，派出所的警察见我始终没有屈服，就用警车将我直接送到了普陀区看守所，几个人把我抬到了看守所的大厅。看守所来了一个狱医，给我量了量血压，走了。这时听送我的警察说看守所拒绝接收，他们就给上面的不知是什么人打电话，一会儿我就被抬上了看守所的四楼。这次来了两个犯人把我拖进四号监房，里面的犯人都在躺着睡觉。犯人们挪出了一个位置，让我躺下。

几十分钟后，过来两个犯人又将我拖了出去，扔到看守所管教警察的房间。一会儿进来了两个审讯过我的警察，他们见我躺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就极其恶毒的踩我的下身生殖器，我忍住没有丝毫的反应。他们见一时没有办法，就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要都象你这样我们还办不了案子了？！”恶狠狠的撂下话就走了。我又被拖回了监房。

十月三日早上，我被强行拖出监房拉去灌食。看守所的管教见我不肯走路，也不让犯人抬我，而是指示两个犯人抓住我的双手，粗暴的先从四楼拖到了楼下，再从外面的水泥路拖到警车上。在房间里拖我还好承受；从楼上往楼下拖，撞得腿就很疼了；在楼外的水泥路上一拖，腿上的裤子马上就磨坏了，膝盖和脚趾当即也磨烂了。平时看着水泥路很平整，这回才发觉是那么粗糙，也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我膝盖和脚趾的烂肉和骨头上磨来磨去，那种痛彻心肺的滋味旁人真是无法体会。看着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觉得异常的漫长。我一声没吭。

警车开进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护士看到我这副惨样，就责问送我的管教怎么把人搞成了这个样子，他们都支支吾吾的推托。医生给我做了一些检查，接着就让护士给我插胃管灌食。结果插了好长时间也没插进去，还从鼻子里往外淌血，嘴里也开始吐血，医生就让护士给我静脉输液。折腾一天，晚上我又被送回了看守所。上四楼的时候，管教让犯人把我从楼下往楼上拖，但往上拖实在是太费劲儿了，管教只好让犯人把我背上了四楼。但那个管教还很不甘心，用木板猛抽打我的脚底心。

十月八日长假一结束，我就又被送到监狱总医院。这次看守所不想让医院的人看到我的惨样，就没敢让犯人拖我，而是把我背上了警车。医院给我做了些检查，静脉输液后又把我送回了看守所。

十月九日早上，我被拖到了管教办公室。一个狱医叫犯人把我按到椅子上，开始给我插管子。插了将近半小时也没插进去，从鼻子里往外淌血，从嘴里往外吐血。狱医根本不在乎，他叫犯人把我按到墙角，先来一顿拳打脚踢，再插，这回费了半天劲儿终于插进去了。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钻，极其的痛苦。管子插进胃后，狱医让犯人灌了一点流质，就把管子拔了出来。犯人把我拖回了监房。

以后每天狱医都来给我插胃管，灌一点流质。有时灌了一半把管子拔出来，再插一次管子，接着灌剩下的一半，总之想尽办法的折磨我。插胃管灌食的滋味是极其痛苦难熬的。每天灌的食物都是少得可怜的，但我却不觉得饿，那种感觉很奇特。

四、四号监房讲真相

白天没事的时候，我也和房间的人聊聊天。我旁边睡的人说，第一天我睡他旁边的时候吓得他一宿都没敢睡觉，为啥呢？他怕半夜睡着的时候我把他掐死！邪党把炼法轮功的人污蔑得极其可怕。可时间长了，他见我人也挺好的，他就不害怕了。我给他讲了法轮功不能自杀，更不许杀人，你们只听信了邪党一边倒的造谣宣传，如果真象它说的那样，有几个人那么傻还炼功啊。特别是邪党现在极其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如果炼法轮功不能给人带来极大的益处，还有几个人会坚持？邪党最善于利用它控制的舆论工具蒙骗老百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王进东身上都烧成那个样子了，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没烧坏，刘思影气管都被割开了还能说话，这就象拍电影一样，看着很逼真其实是在拍戏。这一个月我和房间的犯人相处得很好，他们对法轮功的误解也慢慢的没有了。

普陀区看守所是我呆过的第四个看守所。中国的看守所都大同小异，也就是房间的大小有些区别，所关的人数不同。监房的犯人都很多，睡觉的时候，牢头和混得好的几个打手睡的地方还宽裕，但其他人就挤得不得了，一个个都得侧着睡。犯人们管这叫“冰冻带鱼”——睡在一起的犯人们就像冻好的带鱼，侧身立的紧紧的挨在一起，形容得极其形象。看守所有时揽到了一些手工活，牢头就分派犯人们干，干活还有指标，完不成要被打骂虐待。没活的时候，犯人们就被强制一个个排好位置在房间坐好，从早到晚的静坐“反省”。

在四号监房呆了一个月后，我又遇到了一个曾在普陀区工商局工作的人，他可能是因为经济方面出问题被抓了。得知我因炼法轮功被抓后，他告诉我说：他的单位也有一位大法弟子叫熊文旗，自学了法轮功后，吃拿卡要的事都不干了，干工商税务的人没谁能象他那样清正廉洁的，他还当过上海市的十佳青年哪！但一九九九年之后熊文旗被非法劳教，释放没多久又被非法抓捕到了提篮桥监狱。

五、换监房的阴谋：二十多个人轮流毒打

到看守所后，承办案件的警察也来审讯过我几次，他们让我交代，我都没配合他们。一次，一个警察嚣张的说：“劳教他三年算了！”邪党的劳教制度极为邪恶，公安局直接就能决定，不需要经过检察院、法院，邪党管这叫“人民内部矛盾”，但人进了劳教所可能比监狱还要受苦，里面更是无法无天。

从十月八日起，看守所每半个月把我送到医院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人都没什么问题，他们感觉我绝食也没什么事，插管子也能挺得住，就开始动坏脑筋了。十一月二十日从监狱医院查完身体后，回来就把我换到了五号监房。刚进五号监房时，里面的犯人对我格外的客气，还要给我打热水洗脚。要知道每个监房一天的热水是有限的，而新来的人往往是被欺负的对象，连喝的水都很少，他们却要给我热水洗脚！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就有犯人说，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为了我们也应该吃饭。我告诉他们，我绝食是为了抵制对我的非法关押，既然选择了绝食，我就不会在压力面前屈服。

从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监房里的犯人就开始疯狂的殴打我了。那是正宗的拳打脚踢，监房里二十多个人几乎是人人上阵，轮流打我，一时伸不上手的就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声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他们还用各种恶毒的语言辱骂我和法轮功。我把眼睛闭上，一声不吭，默默的忍受着。他们见通常的打人方式对我没用，就强行扭曲我的腰、胳膊、手指。当时我想，就是骨头断了我也不能皱一下眉，更不能吭一声。这招没用，他们又把我的腿拉直，穿上皮鞋（监房里本来没有皮鞋，估计是管教给的）猛踢我的大腿内侧，还说这是“炒蹄筋”。过一会又把大量的食盐塞到我的嘴里，希望我渴了找水喝。还用凉水不间断的从我的头顶浇下来，不但寒冷至极，还有窒息的感觉，因为水不间断地从鼻子流下，呼吸都极困难。殴打我没反应，但凉水一浇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发抖，犯人们一看我终于有反应了，很是兴奋，干脆不断的用凉水浇，还说这是“滴水观音”。出狱后才听说，大庆石化总厂一位叫许继善的大法弟子就是在监狱被浇凉水活活呛死的。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被扔到监房的铁门口，只穿着衬衫，敞着门让冷风吹。这样翻来覆去折磨了我整整二十天，期间我没说一句话，但内心却非常的平静。

十二月十二日起，犯人们不再打骂、折磨我了，对我也客气了。十二月下旬，一次灌食过后，我被负责管五号监房的赵管教单独留下，他问是不是有人虐待我，把折磨我的人告诉他，他替我出气。我回答说不需要。过了几天折磨我最狠的牢头被换走了，还有几个整我卖力的，他们睡觉的位置从监房的前面换到了后面，这表示他们在监房的地位降低了。又过了几天，赵管教也被换到了三楼。后来有犯人偷偷告诉我，正是这个赵管教让犯人们整我的，那一个个变换的整人方式也是赵管教教的，当时布置的时间一个月，但后来我让他们都失去了信心。

六、五号监房讲真相

犯人们不打我了，我就开始每天双盘打坐炼功，那时整个看守所从警察到犯人对我都很客气了，只有狱医对我还是恶语相向，时不时的威胁恐吓我：“给你送到提篮桥，用五根绳子绑起来你就吃饭了；熊文旗钢筋铁骨在提篮桥也被整吃饭了；提篮桥的法轮功几乎百分之一百都转化了，等你到了提篮桥才知道厉害。”

二零零三年元旦，我被拖去插胃管灌食时，还被警察做了录像，可能是想留下一个记录，说明看守所对我进行了“人道主义”救治。

快过中国传统新年的时候，我睡觉的位置已经到了三号位（一号二号是管教安排的监房牢头睡的位置），对于监房的事情我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了。我尽量的用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去引导监房的犯人。真诚、善良、忍耐，犯人也都觉得很好，但有一个顾虑：就是在邪党统治的社会，要严格按照这种标准去做，恐怕在利益上会有很大的损失。我也告诉他们人在一生中不要只顾自己，要多替别人考虑，尽量多做好事，别干坏事，善恶有报是天理。

但有人说，法轮功那么好，邪党为什么还镇压啊？你们炼功的不吃药，如何如何！你们老师如何如何！还说围攻中南海……总之全是邪党造谣宣传的那一套。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的书中并没有说有病不许吃药，是中央电视台故意把我们师父讲话中的一个字剪掉了，少了一个字就完全篡改了话的原意。再说看问题要看整体，不能只盯着个例。炼法轮功并没有保证人不死亡，中国有那么多炼法轮功的人，即使真的有一千多例去世，比例之低（远远低于社会正常死亡率）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仅一小部分人的身体没有得到康复并不能否定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因为大部分人通过炼法轮功确实得到了身体的康复。我的妈妈和妹妹就是我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她们都是有病医院没治好，炼法轮功一个月之内就好了的。

我又讲法轮功的书中明确提出不许杀生，不许自杀。接着讲自焚的疑点，如烧不坏的雪碧瓶，气管切开人马上就能说话等等，也讲了傅怡彬杀人案、关淑云杀女案的疑点，剖腹找法轮的疑点，其实这些完全都是在造假，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我又讲了四二五的真相，炼功人是因为天津警察非法抓了大法弟子不解决，只好到北京府右街信访办上访；当天事情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当时报纸也明确刊出了政府对万人大上访的态度，并不是批判和打击。只是事后江泽民为了打击法轮功把这件事当成了借口而已，那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妒嫉。邪党当时七个常委，只有他一人要打压法轮功，但邪党的独裁暴力本性使得它开动这个血腥的机器成为了可能。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起草的起诉书也送到了我的手里。我看了一下，一起被起诉的有近十位法轮功修炼者。送起诉书的人让我签字，我拒绝了。从失去自由那天起，我一个字也没写过，录口供、签字都不配合。在我心中，对我们法轮功修炼人的关押本身就是非法的，是一种严重的迫害，我应当抵制这种迫害，更不可能配合录口供、签字了。

三月十三日早上灌食时，我抽出的胃液竟也变成黑色的，狱医说我也胃出血了，下午就赶紧把我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李洪志师父在《境界》这篇短文里写到：“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这段时间，虽然有很多人对我行恶，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怨恨，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干的坏事以后都是要偿还的，他们在无知中对我行恶，其实就是在害自己，我心里真得很可怜他们，唯一后悔的就是我没能制止他们的恶行。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把痛苦表露出来，让折磨我的人都感到绝望，从而停止对我施暴。那时我最后悔的就是自己以前背的师父经文太少了，只有《论语》和师父讲法、经书中的零星句子，我就反复背这点东西，就靠这极少的师父的讲法，支撑着我以异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切苦难。

七、监狱医院受绑刑

到监狱医院后，看守所的管教希望我能住院，但医院方面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绝食，不收，只允许在门诊部治疗一天。看守所的人不同意，就给上海市政法委的人打电话，当时没人接听，三月十四日上午给上海市政法委的电话打通了，下午我就被送到了监狱医院三楼东部的病房，住十五号病床。

到了病房，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五根绳子绑床。劳役犯（是一些从事病房内劳动的犯人，具体做的事就是协助警察管理病房内生病的犯人）带着一次性手套拿来了五根看起来就很脏的绳子（后来听劳役犯说，绑绳是从来不洗的，什么艾滋病人、皮肤病人、传染病人都绑，上面屎尿也沾带了不少），他们把我双手的手腕用绳子绑紧，两臂拉开固定到病床的中部；双脚的脚腕用绳子绑紧，两腿拉直，床脚处有铁栏杆，就固定在那里；胸部用绳子和病床的床头连在一起，拉紧系好。

绑好后，护士给我进行了静脉输液，就走了。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六十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六十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

刚住院的第一周，病房里的劳役犯还很客气的劝我吃饭，第二周就变脸了。一个劳役犯恶狠狠的对我说：“再不吃饭对你就不客气了！一周之内肯定让你吃饭！”我根本就不理会他们。紧接着我身上的绳子被收得更紧了，病床是双摇床，这种床两侧都能被摇高，一个犯人把床也摇了起来，床摇得越高绳子就勒的越紧，当时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我还是不肯屈服。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床摇平，在我的臀部下放了一个大汽车轮胎，这样我两头底，中间高，小腹的皮肉被抻得有些疼，我还是一声不吭。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从平躺的姿势，侧立着绑了起来，身体一侧受力，一侧不受力，这滋味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我在哈尔滨被非法关押过一个半月，在北京被关过四周，在上海被迫害五年，迫害期间我经受过几种最为残忍的酷刑。第一次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一天晚上我被两个恶警先把双手拉到背后上背铐，再把手强压到地上，恶警用皮鞋拼命的把手铐踩紧，最后把我反吊起来，只让脚尖刚刚着地。那一瞬间的感受就象双臂、胸部都被撕碎了一样，整整吊了我两个小时。第二次是在普陀区看守所的水泥路上把我双膝双脚拖烂那次。这第三次就是监狱医院的绑床。

绑床期间护士也给我插胃管，灌流食。但她们用的胃管比看守所的细多了，我才明白原来看守所的狱医一直是在有意的折磨我。这样一直绑床到三月三十一日，医院方面说我胃出血好了，通知看守所把我接了回去。

八、第二次进提篮桥监狱医院

回到看守所的当天狱医没有给我灌食，直接把我送回到监房。犯人们对我都很热情，有几个年轻的犯人还高兴的跳了起来。近二十天我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洗过澡，身上脏得不得了，晚上我就洗了个澡。

第二天是四月一日，上午狱医给我插管子时，抽出的胃液还是发黑，他生气地说，胃出血根本没好，是监狱医院不愿意留我，故意把我推了出来。四月二日上午我又被送往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临走之前，碰到一人，他恶狠狠的说：“就是一开始规矩没做好才搞成这个样子！”还指使犯人拖我。犯人拖了我几步，等那人看不见了，又把我背起来，一个犯人悄悄对我说：那是检察院驻看守所的检察官，人很差劲，别理他。

监狱医院一看我又被送来住院，虽然有些不愿意，但还是马上安排我住进了原来的三楼东部病房，到了病房我被绑到了二号病床，这次是平绑，也没给我垫汽车轮胎，也没摇床。但就是这样我的手也很快就肿得很高。这次住院，护士只是给我静脉输液，没有灌食。有护士说，这是医生故意饿我。

这样被绑了一周，主管这个病房姓王的警察陪同另外一个警察来看我，王警察对此人很恭敬，一看就是他的上司，还称呼此人为陈中（后来我知道，医院这栋大楼的劳役犯属于八号监二中队管理，陈建翎是二中队的中队长）。陈建翎看了看绑在我脚上的绳子，说了句“绑得这么紧啊！”病房里的劳役犯听到这话，马上把我脚上的两根绳子松开撤掉了。

住院第十天，护士开始给我灌食了，一天灌食七次。但护士悄悄告诉我说，现在安素用量是每天半罐，比上次住院时少了一半；而且给我吊的盐水中加了大量的氯化钾，盐水中钾含量大了，会刺激人的血管，输液时会感觉很疼。我发现吊盐水时，每一滴盐水流进血管时都非常痛苦。

四月十六日我身上的另外三根绳子也被撤掉了。绳子撤掉后，才发现双手手背的静脉很多都断掉了，以前清晰可见的静脉血管现在都消失了。这时由于每天输液量很大，我的小便很多。劳役犯就故意等到我小便快憋不住的时候才允许别人给我拿尿壶。其实靠别人给我端尿壶我也不好意思，每次也都是等到尿急的时候才喊人的，就这样他们也叫我再憋憋，故意为难我。有一次实在是憋不住了，只好尿在了床上，劳役犯等到第二天才换掉尿湿的被褥，又把我拖到卫生间给洗澡，可能是怕熏到上午来查病房的医生。洗澡用的是凉水，他们用刷地板的硬毛刷子在我身上用力的刷，刷得身上血红血红的。以后我半个月就洗一次澡，被刷一次身子。

躺在床上小便还好解决，大便就更麻烦了。我很长时间才有一次大便，劳役犯让病人在我身下放一个扁马桶（那是一种扁平的金属容器，十厘米高左右），我躺在床上大便。这次我突然便秘很严重，每次大便都异常的艰难痛苦，没办法只好用手指伸入直肠一点点的把大便抠出来，弄得手上又是大便又是鲜血，他们也故意不给我水洗手。

九、“萨斯”换监再受折磨

四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我当时在内科住院，医院方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这时从提篮桥监狱十大队来了一个肝腹水住院的犯人，他睡我身旁的三号病床，但没几天就去世了。这是我如此近距离的见到一个人在我面前死去，我惊奇的发现这里的人对死一个人是那样的漠不关心。以后在监狱呆的时间长了，“在这里死一个人和死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就成为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了。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我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我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接下来的几天，劳役犯就经常抓着我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说是锻炼我走路。室内的地面比水泥路要光滑很多，不可能象看守所那样把我拖得血肉模糊。拖完后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我倒没象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其中一个整人的劳役犯是新调到这个病房的，他很奇怪的看着我，可能是在想我怎么一点儿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呢？

其实自从被关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任何苦难，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都要坚强的忍下去，不能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发泄！可能我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让他们很泄气，再说这样搞他们也很累，几天过后他们就不这样整我了。

这回住院，护士一个月给我换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时间长了，我发现鼻子疼得厉害，一次护士告诉我，鼻子贴橡皮膏的部分已经溃烂了，又换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没有烂的皮肤上。

静脉输液时，有时一瓶药水快滴完了，劳役犯还没发现，我就提醒他们换药水。可能他们觉得让我长时间的输液会更痛苦，人会受不了，就开始故意把药水滴速调得很慢，本来三瓶药水三、四个小时就能滴完，这回要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滴到下半夜的三点多，输液过后手臂肿得很粗。这样一直到五月底，输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复正常。

这时劳役犯所有的招数都使尽了，他们对逼我吃饭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对我的态度也好了起来。以前他们禁止任何病人和我说话，现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有一个年龄有些大的劳役犯对我还是横眉冷对的，整我时他也是最卖力的一个。但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劳役犯开始排挤他了。看他有些可怜，我对他反倒越发的和颜悦色，慢慢的我们的关系也相处得融洽起来。

十、荒唐的判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早上，我被劳役犯用轮椅从八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当时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只是进入医院大楼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我被推进一个小房间，劳役犯就走了。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给我开庭。

公诉人草草的读了一遍起诉书，那个法院给我指定的律师就问我用不用他给辩护；我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我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接着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我五年有期徒刑。对我的这次审判就这样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结束了，走了个过场。

我本来是和大约十名炼功人一同被邪党非法起诉，现在则被改为单独开庭审理，并且开庭时也不通知家人，连法院都没敢让我去，可能是邪党都觉得对我的迫害判刑实在是太见不得人了。

回到病房没多久，一个人拿着判决书让我签字，我拒绝签。他又告诉我，十天之内不服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邪党的法院对法轮功修炼者哪里讲过什么法律？如果真是依法办事就不会对我采取如此的方式开庭审判，上诉我是不指望了。

七月二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来看我，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我签名，我拒绝了，他就强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我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十一、疥疮魔难

七月四日，由于发生在中国的“萨斯”已趋于稳定，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结束了封监，监狱总医院决定把内科病房重新搬回医院大楼，我所住的病房搬到了五楼。原来的病房主管王队长留在了一中队，我所在的病房换成一个姓董的警官管理。静脉输液还用那种含高浓度氯化钾的盐水。

住进五楼的病房后，我发现身上生疥疮了，手上、胳膊上、小腹上、大腿上的皮肤痒得厉害。白天我能控制住不用手去抓，但睡着以后有时手会不由自主的去抓痒，但一抓我人也就醒了，不会再挠下去，就算是钻心的痒，我也能控制住自己了。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疥疮也就自生自灭了。

八月四日的下午，董队长到我的床边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吃。他又说那你能不能走路？我说不走。他就叫两个病人架着我走，我自己不配合用力，犯人没办法只好拖着我走。他又让犯人把我按到椅子上让我坐直了，但只要他们不按我，我就往地上躺。当时我想，你想整我，我是绝对不会配合的。董队长就让劳役犯拿来绳子把我靠床绑在了凳子上。当时从提篮桥监狱十号监来了两个住院的病人，一个叫付贵平，绰号叫“泡饭”，他和医院的警察劳役犯都很熟，挺积极的帮忙来整我。另外一个病人绰号叫“郭大侠”，满病房就他一个人说：“这么整人干什么？”没几天“郭大侠”就被要求出院了。

整我时董队长很怕医生和护士看到，还得叫劳役犯望风，一有风吹草动，就得把我放回床上。这样搞了一个月，整我的事就不了了之了。那年正好是上海最热的一个夏天，总计四十天的高温天。

十二、母子相见

九月十三日的上午，护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我发现陈建翎等在外面，他们两人把我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两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我看到妈妈在一位家乡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我，扑向了轮椅，抱着我痛哭起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七月二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九月九日妈妈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

面对着我那年近六十，从五千里外赶来的母亲，他们竟然都推脱说不知道我在哪里，有的还骗母亲说我已经被转回老家黑龙江了，尤其没人性的是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竟然威胁我母亲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十二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自从我选择绝食这条路来控诉邪恶的迫害后，我就深深的知道，我的身体必然要承受许多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我心中有法轮大法，我不会被邪党压倒的，我的意志也不会被邪恶摧毁的，我的心中永远会保持着光明。在最难熬的时候我要求自己要笑出来，但不是非得表露在脸上，那样我怕会把别人吓着，而是笑在心中。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苦，真正痛苦的是我的父母，他们人虽然在监狱外面，但他们的心却始终惦念着身在监狱的儿子。并且大法弟子又被邪党极其残酷的迫害，就象我在外面时总会听到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一样，他们每周也都会听到，这让他们的心如何能放得下来？这日日夜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折磨，他们承受的痛苦不知比我要多多少。但我的心中也一直有个信念，就象我不会被击垮一样，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极度的痛苦，也会顽强的走过来。因为我了解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坚强的人，面对苦难他们向来是迎难而上，并且大法和大法弟子们也会帮他们走过这个巨难的！

我告诉妈妈我一直在绝食，也不走路。妈妈说这些事警察已经都告诉她了。我劝妈妈不要担心我，我不会有事情的。当然这话我自己也感觉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妈妈。

为了让妈妈知道我身体没问题，有力气，我用力的握紧住妈妈的双手，把妈妈的手都握疼了，我严肃的和妈妈说，“我们都是大法弟子，遇事不能只看个人眼前的这点得失。我绝食反迫害是没有错的，现在邪党千方百计的逼我吃饭，这不是出于关心我的身体健康，而是想一点点的摧毁我的意志，在这时我不能屈服去吃饭。你要相信你的儿子。”

听到这，妈妈的泪水一下止住了，用一种尊敬的眼神望着我。从道理上妈妈明白该怎么做了，但儿子毕竟是妈妈的心头肉，还是有些舍不得我去吃苦，总是欲言又止。妈妈又用手去捏我的双腿，我就把腿上的肌肉绷紧，告诉妈妈我腿没问题。临走时，妈妈给我留下了一盒月饼，几个苹果，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其它的大包小包食品又拿回去了。回到病房我就把月饼和苹果分给了其他病人。

十三、出院

那时我每天还一直静脉输液，但护士给我打针时，已很难找到静脉，给我吊盐水成了她们头疼的事了，她们就劝我和主治医生说把盐水停掉。劳役犯也劝我和医生讲，我吊盐水他们每天还要做记录、换盐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医生来查房时我就和我的主治医生许汉提出把盐水停掉，他同意了。这样我连续近半年吊盐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这时付贵平又来住院了，他找我聊天说，我在病房这么呆着，董队长很头疼，希望我主动和医生提出要求出院，我就和许汉医生提出要出院，他答应“十一”（邪党窃国日）的七天长假过后就安排我出院。

没过几天，付贵平和病房的劳役犯发生了矛盾，董队长没有为他说话，他很气愤，说他们是“卸磨杀驴”。有时就来到我身边，怂恿我给董队长和劳役犯找麻烦。炼法轮功的人是不会故意给别人制造麻烦的，更不能去报复别人，所以对付贵平的话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他又告诉我，在监狱里炼法轮功的都是“重控犯”，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汇报。为了让我相信，他还说出了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是我和一个犯人说的，结果劳役犯和警察都知道了。回想一下我在病房这半年的生活，我明白了，不但是劳役犯，我附近床位的病人都被安排过，要求如实汇报我的言行，甚至被安排来套我的话。监狱对待我们这些法轮大法弟子可真是处心积虑啊！但我也不在乎，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怕别人知道我的所思所想。

七天长假结束后，十月八号的下午我就被安排出院了。出院前，一个劳役犯给我灌食时（我住院时间长了，渐渐灌食的事都由劳役犯代劳了），胃管一打开，就有发红的液体流了出来，当即汇报了值班的护士。护士抽出一些暗红的胃液，给许汉医生看了。他不想再把我留在病房，就没做治疗，还是安排了我出院。

十四、殴打逼食

我被通知出院时，还以为自己会被送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结果是八大队一中队的警察来接我。两个犯人架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了八号监的一楼，被安排进了最靠近门口的监房，门对面就是一个监督岗，全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我在看守所就听说过提篮桥监狱三点三平方米的监房，现在是身临其境了：就是长二米多、宽不足一点五米的房间。我住的监房门口上还挂了一个牌子，上写“严管组”三个字。监房里铺了一张大木板，房间里已有一个犯人正在打扫卫生，他被安排看着我，和我一起睡在这个监房。

来到一中队，中队长规定除了司务犯、医务犯和负责看我的犯人外，其他犯人无故不得与我交谈。刚开始我也搞不懂什么叫司务犯、医务犯，大队、中队的，后来在监狱呆的时间长了，对提篮桥监狱才有了大致的了解。

十月九日，在一个警察和医务犯的带领下，看管我的犯人和另外一个犯人架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了医院的内科，医生给我量了血压，问了一下情况，就安排护士给我插胃管灌食，并要求一天灌三次，一次八百毫升，由一百克安素调制成，这样安素的用量由住院期间的每天一罐四百克减少为每天三百克。护士给我插管子用的是比看守所细一些、比病房粗一些的管子，灌食后警察要求护士把胃管拔掉，我就被拖回了监房。当天只去医院灌了一次食，并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灌三次。接下来的两天也是到医院内科让医生看一下，灌一次食。

十月十二日医生给我量过血压后，又安排我验血。验血结果出来后，可能是各项指标都很不好，医生要求护士为我静脉输液。在静脉输液时，八大队的副大队长江大也过来看了看，说：“以后在治疗上就听医生的。”这时我才明白，是八大队的警察故意减少两次灌食，想让我饿得受不了了好吃饭。当天插完胃管灌过食后，胃管也不拔了。

从这天起，每天都是三次灌食，但看我的犯人和医务犯对我的态度开始不好了。看我的犯人叫董杰，他说我要是吃饭了，他今年能拿小劳积，减刑一年两个月；医务犯能拿大劳积，减刑一年八个月。医务犯名叫张云，人长得又黑又瘦，绰号“黑皮”，因为诈骗三千多万元被判刑二十年。他本来在外面对医学一窍不通，但家人给他在监狱买通了关系，现在就当上了医务犯。

有减刑这么大的诱惑力，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的让我吃饭了。当时楼面上值夜班的劳役犯缺一个人，张云就每隔一天值一次上半夜的夜班。他值班时就进到我睡的监房和董洁打我。（在八大队一中队时，我住的监房门是不“收封”的。在提篮桥监狱，一般监房的门白天不锁，晚上除了值夜班犯人和司务犯的监房，其它监房都由值上半夜的警察锁起来，叫做“收封”，早晨再由值下半夜的警察把监房门锁打开，叫“开封”）。早上天亮之后，我发现耳朵和脖子上的皮肤被他们弄出了血口子。警察也看到我身上的伤口，可能因为每天还要拖我去医院，让医生看到我身上有伤他们面子上过不去，就让犯人不要再打我了。

十五、折磨与劝善

不殴打了，他们开始换其它卑鄙的办法整治我。白天不让我呆在监房里，把我拖到监房外面坐在椅子上。后来警察让犯人给我换了一个躺椅坐着。等到白天其他劳役犯都出去干活的时候，警察就让两个犯人抓着我的手拖我，说是“锻炼我走路，活动身体”。室内的地面比起外面光滑多了，我虽然也感觉很痛苦，但咬咬牙就承受过去了。

有一次一个小队长还拿来牛奶让我喝，我不喝，这个小队长使个眼色，犯人们就把我的嘴撬开，用筷子在里面到处乱捅，弄得我满口鲜血。一个犯人不小心把手指伸到我的嘴里，旁边的犯人大喊着：“咬他的手，咬他的手！”但我心中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法轮大法弟子，根本不会怨恨给我制造痛苦的人，自然也不会乘机报复，咬人的手了。那个犯人一看我不咬他的手，竟然也跟着疯狂的大叫：“咬我的手啊！咬我的手啊！”

看着他们一个个失去理智的神态，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可怜了。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他们实在是太压抑太痛苦了，平时又不敢发泄，现在可是得到了机会，伤害他人甚至伤害自己都成了发泄的一种方式了。我就静静的等着他们发泄完，等着那个犯人把自己的手拿出来。

那时我感觉自己的精力不是很充沛，会打哈欠，他们就想办法让我少睡觉，以此来折磨我。白天不让我闭眼睛，怕我坐着睡觉，如果我要打哈欠，一个犯人就打我的嘴。上半夜张云值夜班时故意找我聊天，以此来减少我睡觉的时间。

后来监狱又换了个折磨我的方法。犯人们把凳子放倒，把我放到凳子的坑里面坐着。刚一坐，我就觉得双腿和双脚开始发麻，又过一会儿，下半身就有些不听使唤的感觉，但又不是完全失去知觉，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我只好一分一秒的熬着。在凳子坑里坐了三天，警察们见毫无效果，又开始让我坐躺椅了，只不过换成让我面对着墙壁。警察们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让我吃饭了，就在八号监全体犯人参加的大会上发动犯人们“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想办法让我吃饭，并提出可以“毛遂自荐”。但是没有犯人提出好办法，只好在八大队的广播中对我进行了一次集体批判了事。

这段时间一中队的中队长姚中、八大队的大队长崇大，还有江大经常来找我谈话，谈话的主题就是要求我吃饭。我就和他们说：“我认为对大法弟子的关押就是一种无理的迫害，我才不得不选择了绝食这种方式抵制这种迫害……”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只是说，我这个人太较真了，应该学会见风使舵，这样才能少吃苦。还说我可能是描写邪党党员英雄人物的虚假宣传看多了，叫我别信那些东西，那都是宣传骗人的，不要太理想主义了。姚中后来劝我说，我的事汇报材料都到了司法部部长那里，这个影响已经到顶、达到目的了，该吃饭了。后来又竟然说，如果我同意吃饭，就在我的账户上汇入三千元钱。我也不是邪党的贪官，怎么能被钱收买呢？

有一次提篮桥监狱所谓“教育科”科长李永芳也来找我谈话，她说话没什么水平，只会上纲上线的乱骂一通，我就把眼睛一闭，不再理她了，心里想：“邪党的监狱竟用这种水平的人来教育犯人！还竟然当上了教育科科长！”我这种态度使她更加失去了理智，开始对我破口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

后来姚中向崇大建议：“一号监有个法轮功绝食被搞得吃饭了，我们是不是到一号监取取经？”崇大说：“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他们的办法对瞿延来没用！”

姚中在他职夜班时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他叫犯人把我拖到中队办公室，就把犯人们都赶出去，把门关好，连窗户也遮掩上，然后说：“今天咱们就较量一个晚上，现在怎么搞也没人知道！”他拿出了电警棍，但当时我心里认定他不可能电我。他把电警棍触到了我的腿上，我听见噼里啪啦的响了几声，就喊犯人把我拖了回去。从此以后，也不让我面壁坐着了。

十六、换到死刑犯中队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护士给我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四个＋，也就是大出血。我就又被送进了病房。住院的第二天，监狱总医院的魏院长就来看我，他气急败坏的说：“你跟你们的人说说，以后别往医院这写信了！”我想他可能接到了外面大法弟子写给他的关于立刻停止迫害我的信。这次住院，没再用绳子绑我。住了十天医院，十二月十五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我接回去。

第二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我推到了二号监（死刑犯中队），又架着我的胳膊上到了五楼的东部。把我交给了那里的警察和犯人后，八号监的人就走了。这时，一下子围上了很多犯人，他们吵吵嚷嚷的说要给我搜身。看到这个架势，我知道这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吧，就把眼睛闭上了。犯人们扒光了我的衣服，又撬开我的嘴，看我嘴里藏没藏东西，其间犯人也对我拳打脚踢。之后犯人就把我拖进了一个监房。不一会儿，监房内进来了三个犯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警察安排他们做我的看管犯。

死刑犯一进到这里，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就会来为他验血，同时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献书上签字。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一年上海市有两百多个男犯人被执行死刑，听说这些死刑犯身上的心、肝、肾、肺、眼角膜都可能被移植，做这些器官移植手术的都是上海市的各大三级甲等医院。这些死刑犯都属于上海市高等法院羁押在这里的，法院卖一个死刑犯就能挣个几十万。我真没想到，邪党竟然能用这种方式挣钱！这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刚知道这些情况时我觉得十分恶心。

我住的监房是三十六号监，看管我的三个犯人，一个叫林建人的做白班，一个做上夜，还有一个做下夜。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我穿的衣服都很单薄，睡的被褥也很薄。白天坐在监房虽然挺冷，但还好过些。晚上躺在床上，就象躺在一块冰上一样，没睡一会儿就被冻醒了，醒来我再接着睡，一会儿又被冻醒了，就这样睡睡醒醒。虽然我整天冷得厉害，但也不和任何人说。因为我知道，这些警察和犯人是知道我挨冻的，他们也是故意想以此方式来折磨我，逼我讨饶。

去了几次医院后，医务犯就向警察建议，给我灌食的事由他来负责，半个月把我送医院体检一次就行。这个医务犯在外面当过上海市妇产科医院的副院长，刚开始给我灌的量能保证我不饿，一不挨饿了，我体重就开始增加了。在这里警察要求犯人不能拖我，而是改成背。我变沉了，背我的犯人就开始抱怨了。我想没必要给别人多增加负担，就要医务犯给我少做些，还是保持整天挨饿的状态，以免增加体重。

二零零四年元旦一过，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警察录制给我灌食的过程，可能监狱也象看守所一样，想留下一个对我进行了所谓“人道主义”救治的录像记录。

转眼来死刑犯中队二十多天了，我监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换走了。这回换成了四个人来看我。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中有一人是从楼下青中调上来的，名叫陈家伟，他在楼下负责看管的学员刚刚被转化；另外三人则是本中队的。本中队的这三人刚刚迫使一名从青中送到楼上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他们告诉了我是怎么转化的：“警察用约束带把他铐紧，整天逼他笔直的坐好；每天给他只吃一点点饭，喝一点点水；给他少穿衣服，少盖被子，冻他；还总打他，打完后做好记录给警察看。这样折磨了那个法轮功学员将近一个月，他被迫屈服了。”他们还告诉我，我没来之前，十一月份这个中队还转化了一个学员。当时除了死刑犯监房的值班犯外，其他犯人都被叫到楼顶的露天放风，等他们放风回来时，就转化了，但他们看到那个学员的脸肿得很高。

十七、警察所谓“思想工作”

过完年，五大队的大队长欧利刚和副大队长薛春经常找我谈话，教导员傅克琥有时也进监房来做我的“工作”。在监狱，警察找犯人谈话叫“教育”，并且他们对待犯人的态度都是居高临下，犯人们对待警察也是卑躬屈膝的。而我始终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和警察交流，这让有些刚刚接触我的警察感到很不习惯。特别是欧利刚，一次他说和我谈话是“教育我”，是“政府给他的权利”。别人把我当成有罪的犯人，对此我是非常的反感，就回答说：“你没有资格教育我。别的犯人接受你的教育，是因为他们认罪服法，而对我们大法弟子的关押是一种残酷的迫害。共产党给你权力‘教育’我，我可没认可你有教育我的权利。我的父母、长辈、老师可以说‘教育我’，你没这个资格！”

九月四日下午，我从四楼东部调到了西部，关在三十九号监，改为三个犯人看管我，主管小队长是徐光。“十一”七天长假后，小组又增加了一个主管队长，叫郭海，听说是从六号监调来的，以前曾是六大队某中队的指导员，因为得罪了六大队的大队书记，调来青中当小队长。紧接着负责给我插胃管的医务犯换成了陈家伟。

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我肝脏部位开始疼痛的厉害，心也难受、发慌，头晕、头疼，人就象随时都可能死了一样。但我可不想死，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住、挺住。就这样熬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午，青中一个叫戴文龙的小队长拿个摄像机和张健来了。张健命令看管犯把我扶起来。当时犯人们刚吃完午饭，张健叫犯人给我端来点剩菜、还有犯人早餐剩下的馒头，让我吃，我没理睬他。他说我再次坚持绝食，那是自己找死，与监狱无关。这期间戴文龙一直在旁边录像。他们看我始终没有吃饭的意思，就走了。

到了下午将近四点的时候，我被看管犯架着胳膊拖到了监狱总医院，第二天，医院上午对我身体进行了检查，做B超时发现我肝脏已经局部硬化了。接下来的三天，每天只给我静脉输液四瓶盐糖水。

十二月三日上午，许汉巡视病房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只给我吊盐水，不给我插胃管灌食呢？”他回答说：“怕你插胃管难受。”我知道他其实是想饿我，逼我吃饭，就说：“你给我当过半年的医生，应该很清楚我不在乎插胃管的！”他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护士给我插胃管，灌安素营养液。当天也不再给我静脉输液了。下午，徐光给送来了我买的三十元钱水果，还有冬天穿的棉袄。我把水果都分给了病犯。我旁边病床住着一个一号监的犯人，他关在提篮桥已经七年了，家在外地，没人给他送钱送物，他告诉我自己没有棉袄穿，一到冬天就冻得够呛。我就把棉袄送给了他。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我出院了，郭海带我回到了青中。郭海对我说，只要我吃饭就不再把我整天关在监房了，可以象其他犯人一样出来。他这种话打动不了我，我还是没吃晚饭。第二天，陈家伟来给我插了胃管，又开始天天灌食了。

十八、两个消息 约束带

三月十七日妈妈又来监狱看我了，这次还是电话接见。二十分钟也谈不了什么，妈妈没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个旅店住下。三月底、四月初又见了我两次，也都是二十分钟电话接见。谈话中妈妈告诉我，家人为我聘请郭国汀律师为我申诉，郭律师先后四次申请会见我，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二十八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他对妈妈说“无私才能无畏”，坚持为我伸张正义，并公开发表《百无一用的中国律师》一文。但最终邪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现郭国汀律师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妈妈还告诉我现在出了本书《九评共产党》，由于有警察监听，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个大概，就被监听的警察阻止了。

九月一日，我被带去医院体检。因为听说监狱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绝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从医院检查回来，我没被送回青中，而是进了二楼西部四十二号监。这个楼面属于维修中队。很快倪永斌来了，他给我上了约束带。上刑具的时候，他笑着和旁边的一个警察说：“腰都这么细了！”我当时瘦的很厉害，用“皮包骨头”形容也不过分。

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五人，一人总负责，两人值白班，两人值夜班。当时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衬衫和短裤，到了晚上，就被冻的有些发抖了。可是监房外面还有一个鼓风机故意向监房吹风。

上着约束带这种刑具，胳膊无法活动，时间长了，觉得又酸又麻。由于手腕铐得特别紧，也肿胀得难受。但这种痛苦和绑床还是无法相比的，所以我承受起来也不觉得如何艰难。看管犯命我坐着，我也不听他们的，整天躺着。

十九、换到六大队

约束带捆了我一周以后，九月十三日上午，倪永斌来了。他把我身上的约束带解开，让犯人把我背出了二号监，又用轮椅把我推到了六号监。

倪永斌让犯人把我背到了三楼东部的六大队三中队，他把我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六号监的警察，就走了。三中队的中队长是钱海峰，指导员是沈言荣，主管我的队长姓闵。我被关在了十二号监房，两个犯人看我。后来又安排了一个犯人曹惠华负责给我做流食、灌食。

在六大队，允许我去楼面上厕所了，而不用象在青中那样连上厕所都不能出监房，只能用马桶。有一天上厕所时，一个犯人告诉我，他以前在监狱总医院的病房住过，遇见了一名大法弟子。那人也绝食，被绑在床上整整九个月，后来被关进了提篮桥十大队。我问他病房主管队长是谁？他说是董队长。

和妈妈见面没几天。一天晚上七点左右，我突然觉得人很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我出了监房，想去厕所大便。监房离厕所有三十多米，走了几步路，就觉得人越来越难受，身上内脏器官似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当时那极度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但我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我一生将近三十年的事情都展现在面前，象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脱了。人生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人浑浑噩噩的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时的，人哪有三天好日子过？更何况我还剩下两年的刑期，要继续在狱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们精神不得崩溃吗？以后让他们怎么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师父，我从中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洗涤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我还是应该活下来啊。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背上，当时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渗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复过来。

上海的冬天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以下，监房里很冷。由于手长时间裸露在外面，手指的关节处冻出了一个个大口子，肉都往外翻着，还淌血。我没有因此影响炼功，只是从棉被里撕了些棉花出来，粘在开裂淌血的地方。

到了二零零六年八月份，六号监整体搬迁完毕后，沈言荣又回到三中队做指导员。负责为我做流食的犯人换成了黄勇。八月十七日，闵队长给我上了约束带，并且把我的手放到背后反铐起来，铐得特别紧。监狱派来四、五个犯人，说是让他们在我身上练习插胃管。这些人就乱插一气，插的我口鼻淌血。过了几天，就只让黄勇来插胃管灌食了，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给我上了刑，我就整天在床上一躺。由于每天灌进去的流食太少了，整天都饿的厉害，特别到了下午，更是头晕眼花，心脏、肝脏都觉得难受（此后的四个多月每天都是这种状态）。上刑第二周，有一天气温超过了三十六度，我出现了中暑的症状。看管犯把医务犯找来看我，医务犯认为我还没有生命危险，不需要管。一直到下半夜，我才觉得人开始好转。

十一月三日，爸爸来看我了。接见前我身上的约束带被解了下来。这次是宽松接见，我和爸爸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想让爸爸知道监狱又给我上刑了，为我担心，所以没说这事。爸爸告诉我，我大爷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继去世。大爷在临死前还找我呢！

十二月二十六日，六大队的马副大队长进了监房和我谈话后，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走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给了这里的看管犯，换回了他的旧被子。他在监狱已经七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说自己晚上睡觉太冷了。当时我的棉袄、棉裤、毛衣、毛裤都送光了，自己只穿着单衣过冬。

二十、最后的疯狂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沈言荣让犯人把我抬到了前阳台（自从给我上了刑，我自己想去的地方才自己走，比如上厕所；但警察找我，我就不过去。）他让看管犯把我身上的约束带卸掉，带我离开了六号监，来到了二号监的四楼东部，即提篮桥监狱的新收犯关押区（以前新收犯由六大队管理，八月份以后监狱把新收犯交由严管组管理）。这样我就被换到了严管组新收犯组。

陈建翎现在是严管组的大队长，周崇善是新收犯组的主管队长。犯人郭宏利被派来专门看我，他曾经当过武警，张惠良协助他看我。监狱让二号监医务犯陈家伟负责为我做流食。

三月六日晚上周崇善值夜班，他把我叫到了大队办公室。没想到，他叫嚣着“你有本事就死啊！”作为大法弟子，他如何刺激我，我也不可能去自杀，但也没有保持住修炼人应有的平和心态，一味的和他针锋相对。

三月七日上午，谢薛平告诉我，为了我的事，他、张惠良、郭宏利都要受到处分，扣分，他们拿成绩减刑都会受影响。下午，周崇善来到关我的监房门口，说了同样的话。要使这些犯人免受我的牵连，我就得吃饭，让他们立功。我看出来他们都是在演戏，他们知道大法弟子善良，想利用这一点。我在提篮桥监狱呆了几年，知道犯人要是被扣分，是A级待遇的就会降为C级，番号卡上能看出来。谢薛平和张惠良都是A级，可我一直也没发现他们的番号卡发生变化。

三月八日上午，周崇善在监房外让我出去，我没听他的。他就让犯人把我拖了出去，对我恶狠狠的说，他就是来整我的！他没让犯人伸手，自己亲自上阵，但打骂对我是没有效果的，反倒把他累的够呛，只好借故走了。

从三月八日上午开始，医务犯就不来插胃管灌食了。三月十日上午，陈家伟来给我插胃管，灌了一次食。三月十二日上午，我被送去医院，医院没给我绑床。我病房的主管队长姓金。他告诉我，董队长生了重病，已经做了两次肝移植手术，家里的钱都快花光了，人还是不见好转。我想这是董队长迫害大法弟子的报应吧。我想恢复自由后看看董队长，给他讲真相，就问董队长的联系方式，但金队长不告诉我。

这个病房当时还有个实习警察，姓周，刚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复员转业。他说：长海医院就是为了挣钱，鼓励病人做器官移植手术。后来做肝移植手术的主任也得了肝硬化，但他自己是坚决不做肝移植手术。我就觉得奇怪，上海那么多大医院都在做器官移植，可上海一年的死刑犯也就两百多人，上哪儿去弄那么多的器官？（出狱后才知道，邪党竟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挣钱。）

医生和护士知道我将很快出狱了，有几个人就告诉我：出狱后不能马上吃饭，要经过一个调理和恢复的阶段。按照通常的观点看，我这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只靠胃管灌流食，胃肠已经承受不住一般人的饭食。尤其是食道，长时间的不用，都退化了，失去了正常的吞咽功能，要想恢复正常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只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出去后正常吃饭，肯定没问题。

在我和病房劳役犯的聊天中，得知付贵平已经生病死在监狱总医院了。我想这很可能和他迫害大法弟子有些关系。

三月十九日下午，我又被送去了医院。这次在病房，金队长提到监狱总医院将要搬到了南汇区康桥，他也得随着医院一起调走。他希望我能吃饭，让他立功，这样他就能留在提篮桥监狱了。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出院了。刚回到监房，周崇善让犯人拿铁链子把监房的门锁上了，对我使用了绑床的酷刑并一直持续到我离开提篮桥监狱。三月三十日上午，我又被送去医院插了胃管，周崇善给我上了背铐，带回了监区。我被五根绳子绑在了五楼西部严管组的二十六号监房。郭宏利晚上也睡在这个监房，他负责给我灌食。监房门口设了一个监督岗，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监狱为了折磨我，还故意减少灌食的量，想让我更饿。

开始的几天，我整天睡觉，很难有清醒的时候。一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起监狱总医院给精神病人吃氯丙嗪这种药后，那些病人就整天没精神，很可能给我灌的流食中加有大量的氯丙嗪。我知道邪恶是怕曝光的，他们做什么都是见不得人的，就对郭宏利说出了我的猜测。第二天，我人就有精神了，我想是他们不给我灌氯丙嗪了。

绑床后的第三周，四个犯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医院，放在了走廊。这时提篮桥监狱刑务处金副主任过来了，踢了踢我的脚说：“我以前还看见你走路，现在怎么不走了？”这次来医院就是给我换胃管，之后我又被抬回了严管组，继续绑床。

以后每过三周，监狱就安排我去医院换胃管。警察让犯人拖着我走，上下楼时就“开飞机”（一个犯人抓住我的两手，另一个犯人抓住我的双腿，让我腾空）。前几次我穿的是布鞋，还好点。后来天热了，他们给我穿露着脚趾的凉鞋，我的脚趾就被拖得出血。

一天，周崇善进了绑我的监房。他告诉我：我上两次住院，花了一千多块钱，都从我的帐户上出。监狱怕我绑得浑身溃烂死掉，隔一段时间会让我洗一次澡。但由于我长时间不能洗漱，我脸上开始蜕皮了。一次去医院换胃管，一个护士还问我；“你脸上是不是长牛皮癣了？”那时我的脸起皮、开裂就跟鱼鳞一样。

上海的夏天闷热，监狱为了增加我的痛苦，还减少了给我灌入的水分。到了六月下旬，天更热了，我身上长满了痱子，后来满身的痱子变成了一个个白色的小脓包。洗澡时，这些小脓包一碰就破了，脓流出来也就好了。但隔了几天不洗澡，身上就又长一层脓包。

一天下午，郭宏利故意说讽刺我的话。当时我的怒火一下就上来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当时意识到了这不符合“真、善、忍”对我的要求，就告诫自己不要发脾气，但心里还是非常的生气。这时，我好象有两个思想一样，一个让我发怒，一个让我保持平静。我就尽量的抑制发怒的想法。整整一下午，我都处于这种状态。人甚至开始不断的发抖，如果没被五根绳子绑着，我想我可能都跳起来了。到了晚上，我的心情终于归为平静。这以后郭宏利也会故意刺激我，我已经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心态了。

进入了八月份，晚上天凉快了。监狱天热的时候不给吹风扇，故意热我。现在晚上开始用大功率的鼓风机对着我的头吹，当时我一丝不挂的被绑在床上，身上被吹的冰冰凉。当时犯人们都在得流行性感冒，郭宏利也感冒了。他们整天穿的暖暖的却生病，而我被冻得那么厉害，却什么事没有。

到了九月中旬，我被拖到了提篮桥监狱新成立的卫生所去换胃管。接着，我发现郭宏利每次给我灌食前，都要把流食倒掉一部分，想让我饿的再厉害些。

二十一、终获自由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我身上的绳子被解了下来。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提篮桥监狱。十一点，一个犯人把我背到了二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他又把我背进了车里，周崇善和陈建翎也上了车。车子开到监狱大门口，爸爸和另外几个人也上了车。爸爸悄悄告诉我，那几个人是我户口所在地哈尔滨市呼兰区“610办公室”头目刘某某、国保大队许大队长、爸爸所在单位大庆石化公司“维稳办”的尚主任。车子直接从监狱开到了上海市浦东国际机场，我们一下车，还没和监狱的人打声招呼，他们已经开车一溜烟的跑掉了。

我和这些“610”、国保大队、“维稳办”的人简要的说了些我在提篮桥监狱受迫害的一些情况，他们都大吃一惊。因为提篮桥监狱之前给他们介绍过，说监狱一直对我非常友善。他们后来只是陪我上了去往哈尔滨的飞机，飞机上提供有食品，我相信自己没问题，就吃了起来。下飞机后，我就和爸爸回家了。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全面的学法炼功。仅仅二十天，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将近三十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一个月，我的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两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初，我可以双盘了，到了十二月底，我又达到能够无限制双盘了，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刚回家时我头发稀疏），人也彻底的恢复了。